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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get]中央提倡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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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get官网:11月4日下午2点,许久不见的王峰十问再度“开炮”,围绕眼下火热的区块链大潮以及背后的深入思考,首度尖峰对话经济学家朱嘉明。

朱嘉明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主要发起者,曾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代表著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与《Libra:一种金融创新实验》等。朱嘉明自2012年起,专注于数字经济、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的研究,创造了诸多系统化思想和全新理论体系,是领域的经济思想先驱。同时,朱嘉明创立的数字资产研究院组织开展了“区块链”与数学、经济学、法学、量子科学的相关会议和研究,尽可能将区块链研究科学与专业的深层结构相结合,并开创了具有超前意义的自主项目。

对话中,王峰接连抛出一系列犀利问题:中央为何在这个阶段大力提倡区块链?如何重新定义数字货币?如何看待本届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越来越具体化和专业化?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对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带来的新机会?

朱嘉明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期待。他认为在传统全球化金融市场,中国在竞争中实现“大超车”相当困难,但区块链创造了一个与传统全球金融市场平行的“新型金融市场”,虽然新型金融市场还处于微小和脆弱的阶段,但其潜力和增长速度极快。“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和发育,中国有可能成为领跑者,甚至影响规则制定,在竞争中具有先发优势,最终成为新金融领域的赢家。”

针对王峰提到的“区块链技术和创新走在了监管前面”这一行业现状,朱嘉明明确提到,这涉及到传统法律升级、技术层面实现、协调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工作。“归根结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数字经济、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对现存法学和法律体系带来的根本性挑战。”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朱嘉明教授对当下区块链行业的判断极具参考价值,以下为本期对话原文:

“中央提倡区块链释放出4大重要信号”

王峰:第一问,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新闻,我和我的同事第一反应是感到惊讶,我怀疑很多人和我有类似的感受——几乎不敢相信,毕竟此前许多从事区块链技术应用与投资的人,一直被争议,一些政府官员和主流商业精英也曾经对区块链三个字避之不及,社会上对区块链的看法也是千人千面。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近年来在数字资产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朱嘉明:10月25日傍晚,我正在旅途之中,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候,并没有感觉那样的吃惊。确切地说,我的理性立即压倒和抑制了任何情绪性和情感性的自然反应。理性驱使我思考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为什么是“区块链”?其二,为什么是今年10月25日,而且恰恰在四中全会之前。当然,我没有能力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王峰:无论是央视还是人民日报,都在第一时间对这次讲话给予了大篇幅报道,掀起了全国各地开始区块链热潮,您认为中央为什么开始在这个阶段大力提倡区块链?我们可以从中解析出哪些信号?

朱嘉明:首先需要定义“这个阶段”四个字。我认为,“这个阶段”主要是指中国的“后高速增长”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进入6%至7%区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创新”需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是,涉及“创新”的技术领域极为宽泛,需要找到一个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技术,或者说,这个技术本身就是一个“集群”,或者说各类高新技术的“集合”。毫无疑问,唯有“区块链”具备这样的特征。

至于如何回答“解析”出哪些信号?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背景,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从我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信号包括这样几点:

其一,因为“区块链”集中了数学、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以及互联网多年发展的技术成就,需要重新评估“区块链“的科学和技术的价值;

其二,需要充分发掘“区块链”的潜力,目前并没有得以充分发掘;

其三,需要扩展“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仅是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与社会领域。

其四,选择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时点,提供了区块链技术与改善社会治理模式的想像空间。

还应该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新闻,远远超出了新闻价值,反映了决策层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那就是将科学技术元素纳入到治国理念之中, 并且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王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如今已经41年过去了,回想当时刚听到中国公布改革开放政策时,您是怎样的心情?

朱嘉明:1978年12月,我刚刚研究生入学三个月,我们同学是在宿舍里听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告的。那时大家十分激动,不仅仅是因为文革正式结束,结束长期国民经济基本停滞的状态,而是感到中国将要发完成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王峰:看过您的资料,那时您好像才28岁吧,和今天的90后们年龄相仿,才参加工作几年。作为当年亲历改革的知识分子,您曾经为中国经济改革献计纳言,您是否还愿意聊聊,自己是当初是如何憧憬中国经济未来的?对比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您如何看待今天和昨天最大的根本不同?

朱嘉明:我们当时对中国经济的憧憬是相当简单的,希望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普遍性的贫穷问题,为此需要改革。至于中国的未来Model,讲的最多的不过是亚洲四小龙。那是一个经过长期“闭关锁国”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周围几乎没有走出国门的亲朋好友。所以,所谓的“憧憬”想象力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王峰:给我一个切身印象,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央领导层对技术的学习越来越重视。近三年以来,涉及到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的政治局学习,每年仅有一次,分别是2017年国家大数据战略,2018年人工智能,以及最近这次的区块链技术。而在早期,我注意到中央领导层对技术学习的话术更大,比如邓小平曾提到“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相对来说,本届中央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的集中学习,越来越具体化和专业化,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朱嘉明:好事。这是历史潮流。在不久远的未来,全球范围内,专业化政治家会逐渐遭到淘汰,也就是说,政治家不仅需要懂得经济,还需要懂得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会日益强烈地影响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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